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竟然硬了。

    调查取证时我才发现，自己追安得蒙的时候从来没有掩饰过。而后来阿诺德帮我查案卷记录时，发现证词上还采集到了这么一句话：咖啡店的女招待莎拉证明，艾伦.卡斯特确实有同性情人。

    安得蒙把我从樱桃酒吧架出来时确实对她说过:“和他分手。他是同性恋。”

    你可以想象战争时候的英国，人们是怎样对待一个失业的同性恋。不管我怎样解释，骂人，流眼泪说我是被陷害的都无济于事——那直是一场噩梦。我被告诉只有两条路可以选——去医院或者进监狱。

    人们把同性恋当做需要医治的病。

    我想给林顿打电话，接电话的是他的助理，说布朗先生不在。

    我想找阿诺德帮忙，这才发现自己竟然没有他的联系方式。

    拘留了三天后我选择了医院。

    那是伦敦东区的一家公立精神病医院。冷冰冰的白色石质建筑，半边墙壁都是爬山虎，窗户全焊着铁条。我被安排住进另一位同性恋男人的病房，他接受治疗已经很长一段时间了。

    这个叫莫林的二十七岁男人告诉我：“只有医生出具出院通知单我们才能被放出去。”

    莫林是个胖子，性格竟然很阴郁。他告诉我，他进来已经一年了。

    我们每天被关在屋里，只有吃饭和吃药的时间会有男医生开门，把推车推进来。

    头一个星期我还很正常，认为只要配合医生就能出去。可是我不知道每天分配的药到底是什么东西，只觉得它让我情绪失控，烦躁不安。

    烦躁的时候我就想安得蒙。我像一个被扔在墙角发霉的破布，安得蒙是我思想中唯一的阳光。

    密码已经不重要了，战争也不重要了，我只想看安得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