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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出发，而且在冷雨里跋涉了许久——吃下了两份黑麦煎饼，它们确实美味，温热柔软，略微有些脆，裹着用黄油煎过的白蘑菇，洒了一点点盐和黑椒。

    餐厅一直很冷清，从头到尾都不超过十个人，大多数是像普鲁登斯这样的长者；一位穿着羊毛开衫的老太太笑眯眯地盯着记者看了半小时，喊他“亲爱的波里斯”，招手让他过去；照顾她的护士解释说“桑德斯太太从来都是这样的，没人知道波里斯是谁”。还有一个脸色苍白、带着氧气瓶来的中年男人，一边咀嚼黑麦煎饼，一边翻阅一本关于波斯历史的大部头。

    咖啡还剩一半的时候，雨停了。一丝晦暗的阳光从云层的裂缝里漏下来，翻涌着的海水从铁青褪成一种易于接近的淡藻绿色。两人返回会客室取了外套，从侧门离开，穿过积水的门廊，踏上被大雨和海浪洗刷过的石滩。风迎面扑来，潮湿，冷冽，染着盐和淤泥的气味，到处都是横七竖八的海草，散发出浓烈的腥味。他们向西南方向走去，因为普鲁登斯记得那边有座灯塔。

    “我在康妮家里住到战争结束。”围巾被吹开了，普鲁登斯抓住末端，重新系好，塞进外套里，“那是一个充满婴儿哭声、马铃薯汤和碎布料的世界，他们总共有四个孩子，最大的十一岁，最小的只有六个月，我和表兄利亚姆分享一个卧室。康妮姑妈最大的兴趣除了琢磨怎样利用有限的配给食材喂饱五个孩子，就是用各种布片给我们拼凑出衬衫和毛巾。她的丈夫，我的帕克姑父，在造船厂工作，修理驱逐舰——这工作当时是保密的，我们还以为他是个普通木工，只是碰巧在码头上班而已。三年之后的春末，许多战舰在港口聚集